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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主人翁

如果读者从充斥媒体的阴谋论角度来猜测整个山西煤改,将不难总结出一个逻辑严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好莱坞大片故事框架:

在挖煤这件事吃力不讨好、费劲不赚钱的时候,基层政权邀请江浙民资入局襄助;在煤炭价格伴随着经济成长和通货膨胀的双涡轮增压而驶进高速路后,政府以大规模开采相伴而生的矿难及环境问题作为抓手,将此前进入的游资洗牌出局;洗牌过程中开出了大量的空头支票需要埋单,于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和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成为座上新宾—— 煤矿还是那个煤矿,投资者仍将是外来的,只不过换了一批人而已。如果有人要据此编一本畅销的《能源战争》,阴谋的主角当然也可以是某个金融大鳄。

不过,所有阴谋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投资理论上所谓的“后见之明”。比较接近事实的故事肯定不像从后往前看那么一目了然,每一幕大戏开场之前,所有角色的手中都没有剧本。

拿山西能源工业发展这事来说,一个内陆大省,从金融中心,到轻工基地,再发展到中国煤都和矿难中心,民进国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都不过是人们应对一时一地的政经情势及历史局限所作出的本能反应。从来就没有“一盘很大的棋”,只有一步一步地应对眼下局面的落子。

与中国其他能源生产基地一样,山西作为举世瞩目的煤炭生产基地,并非因为某个五年规划或地方发展目标使然,它更像是一只陀螺,被朝着正常市场秩序演进的中国经济所激发出来的对能源动力的巨大需求所抽打而飞速旋转,除非枯竭,除非被替换,它无法自行停止。

仅仅因为这一片土地的地下被发现有煤,需求推动的资金自然会逐利而来。民间资本、金融资本、股权投资基金,在作为市场经济之血液、平衡供需的桥梁,并在其间实现自身增值的基本属性上没有任何区别。很难说最早骑着毛驴走街穿巷、孤军深入、接盘亏损乡镇煤矿的民间资本,在道义上就比当下搭乘公务机、以政府座上宾身份开始大展身手的股权投资基金来得高尚。如果矿难和环境问题确实需要组建大煤矿来解决,那就会有人供应组建大煤矿的大资金。

作为观察者,视线不应全部集中在这些在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色身上;也许更值得探究的角度在于,谁缺席了?山西的老百姓。

虽然“山西煤老板”成为北京高端楼市的固定发售对象,但这一批人在山西的总人口中的占比却是微乎其微。从近年来屡屡成为公共话题的黑砖窑事件、疫苗事件以及与煤矿相伴而生的矿难及环境污染事件,似乎成为国家性能源输出基地这件事本身并未给山西民众的生活,哪怕是在物质层面上而言,带来多大的提升。

相反,严重破坏的大气、水源和地表,因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包括新生儿缺陷,医疗和防疫设施的缺失,短视及暴利营商环境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可能是当地民众特别是祖祖辈辈住在煤田之上的村民,对“能源基地”的最大直观感受。

我们也看到了以煤炭资源费或其他名义附加在能源价格上的政府收费安排。这些基金以资源补偿的名义,由能源使用者以涓涓细流的方式埋单,并汇入政府财政收入之海。这些收费的用途被界定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的操作流程不得而知,但从效果上看,似乎并未显著造福于基层民众的生计。

其实不应苛责山西一地,因为这可能是中国所有能源输出地的共同困境。让我们奢望一种新的能源开发和分享机制吧:在一种经由重新协商而制定的长远规划之下,缺席的主人翁,即能源矿藏之上世代居住的普通百姓,无须资金投入,就可享受一部分资源开发的利益。这种利益最好是直接发放现金给原住民的形式,或者退而求其次,是由当地公共机构集中运营,使当地能有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教育和医疗保障。

如是,则那些PE基金的投资人,在计算项目退出收益之时,心下也会稍安。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7期封面文章《逐鹿乌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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